科学DIY:那些危险的居家实验达人们

理查德·汉德尔:“这种铊化合物的毒性极其极其强烈。只要手指拈到一些,你就会毒发身亡。”

恩厄尔霍尔姆(Ängelholm)是一所秀丽的瑞典南方小城,以陶瓷布谷鸟制品而闻名,陶瓷布谷鸟是陶笛的一种,属于笛类乐器。当地的犯罪率近乎为零,但去年却有一位居民因为试图在自家厨房里进行原子裂变实验而被捕。这位仁兄名叫理查德·汉德尔(Richard Handl),在他位于二楼的公寓中,我们闲聊了一番。

之所以想采访理查德,是因为我总是读到关于家庭科学实验者与当局发生冲突的报道,而且近一两年这样的案例出现了暴涨的趋势。

采访理查德之前,我先是粗略地扫了一眼厨房的设施,想找出当初在新闻报道上出现的那套炊具。它当时被涂成了令人恐惧的黑色,不过现在这套设备已经看不到了。

“这么说,你现在已经不做实验了?”我问理查德。

“被禁了,”他说。

“谁禁的?”我问。

“房东,”他说。“还有瑞典辐射安全管理局。”

随后我们便坐在沙发上,他开始向我讲述他自己的故事。

少年时代的理查德与其他同龄人没什么两样。“我会交朋友,参加派对。因为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所以我显得有些书呆子气,有些反主流。我对化学实验很有兴趣。我曾经发明过能改变颜色的溶液。十三岁的时候,我利用火药在花园里进行爆炸试验,火药是从一家油漆店买的,还有一些是从父亲的药房里拿得。药房里还有硫酸和硝酸。去那里探望父亲总是令人激动万分。“

父亲原以为理查德长大以后也能成为一名药剂师。理查德表示,父亲因自己而幸福骄傲,因为让儿子子承父业是父亲一直以来的梦想。可十四年前,也就是理查德十七岁的时候,一些不同寻常的事开始降临到他身上:“我开始变得非常好斗,”他说。

“有什么表现?”我问

“例如我对父亲的态度开始恶劣起来,”理查德说。“有时候我会顶撞他。”

“所为何来?”

“都是一些很小的事情。例如他回家晚了,或者没打电话之类。”

“他很担心你吗?”

“是的,他担心不得了,还带我去医院看精神病医生。医生说我心理压抑,有一些偏执性型精神障碍。”

“这一切的发生都毫无征兆?”

“突然发生的,”他耸耸肩道。

理查德在一家工厂工作了四年,但由于心理障碍,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公寓里。虽然他成为药剂学家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但对化学的热爱却丝毫未见消退。于是有一天,他突发奇想地打算展开一项收集活动:网购所有的化学元素,每种元素装一小瓶。很快,他意识到自己的雄心壮志要打点折扣。“有一些非常不稳定的放射性元素,如钋和钫,其维持几分钟时间之后就开始衰变。这些元素不可能买得到。”

但理查德还是设法收藏了一些其他元素。

“现在还在吗?”我问。

“当然,”他说。“想不想见识见识?”

说完他转身走进卧室,出来时手里提着一个装满了安瓶的篮子,安瓶里保存着各式各样的化学元素,有金、银、铂、铊和铍。有些是固体块状,有些是闪闪发光的碎屑,还有些闪烁着银光。这篮子看上去就像一个百宝箱。

“这是最神奇的一种元素,”理查德边说边从篮子里挑出一个标有“铯”字样的安瓶。它看起来像是纯金。“注意看,”他说。“如果将它加热的话……”

他将瓶子握在手心,维持了三十秒钟,然后再递给我看。只见瓶子里的东西已经熔化了。我们都惊讶地看着,仿佛刚刚目睹了一场魔术。

“从那以后,”理查德说,“我开始收集镭、铀和镅这一类的放射性元素。”

某天,在网络上搜索“镅”的时候,理查德不经意间在哈珀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上读到一篇文章,它讲述了九十年代一个名叫戴维·哈恩(David Hahn)的密歇根男孩的故事。哈恩身上的某种东西与理查德很是相似。他们少年时代都在花园里搞过爆破。有一次,因为不小心过量服用了角黄素,哈恩竟然一脸亮黄地参加了在密歇根高尔夫庄园召开的童子军会议。此外,他还因为拆卸学校里的烟雾报警器而被赶出了校园(此举是为了提取镅元素——原子裂变所需的绝大部分工具你既能在电子港湾上买得到,也能在烟雾报警器以及老式的发光转盘钟里找得到)。

那时的互联网还未诞生,因此,相比理查德,哈恩要想掌握建造核反应堆的相关信息,其难度要大得多。于是他以物理老师的身份写信给美国核管理委员会(US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请教如何进行核裂变。也许哈恩指望对方会给他寄本操作手册什么的。

“铍是最适合用来制造中子的物质,哈恩教授,”美国核管理委员如是回复道。

戴维·哈恩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将自己的制陶小屋打造成了一座核反应堆。

没过多久,密歇根警方就被惊动了。1995年6月,十一个身穿防护服的探员突袭了这处已经遭到辐射的危险小屋,核反应堆被扼杀在摇篮里。

时光荏苒,十六年后,身在恩厄尔霍尔姆的理查德读到了哈恩的故事,深受启发的他决定效仿这位前辈。理查德尝试原子裂变的过程是这样的:首先,他搞到一口平底锅,将放射性元素镅和镭放入其中;然后再将硫酸和铍混入其中,把锅放在炉灶上加热。这堆混合物开始剧烈沸腾,溅得到处都是。他赶紧灭掉炉火,为一片狼藉的现场拍了张照片,放在自己的博客上,并加了个“堆芯熔毁”的惊悚标题。

理查德表示,自己原本只是打算重复别人的实验,但却收集了一试管由混合物发射出来的中子。下一步他想利用“中子射线”去轰击被密封在玻璃球中的铀块。

“中子射线看上去是什么样的?”我问。

“没什么样,”理查德说。“因为你根本看不到它。”

“那你怎么知道它装在那里?”

“你可以用盖革计数器来测量,”他说。

“也就是说,你认为拿着装有中子的试管指向填有铀块的弹珠,就能分裂原子?”

“是的,”理查德说。

理查德无法将中子收集到试管中。“堆芯熔毁”之后,他决定给瑞典辐射管理局发电子邮件,询问对方能否公开进行实验。

“你好!”他在2011年7月18日的邮件中这样写到。“我对核物理和辐射非常感兴趣。我计划构筑一座简单的核反应堆。现在,我想搞清楚这样做是否会违反相关法律规定?”

8月11日,他收到了对方的回信:“你好。在此简要回复一下,没有得到许可就去建造核反应堆是严重抵触法律的行为,属于刑事犯罪,将会招致罚款或长达两年的监禁。”

对此,理查德感到颇为惊讶。“我所拥有的裂变材料的数量非常少,”他说,“完全不足以制造一颗脏弹或其他类似的大杀器。要引发核爆,你必须达到临界质量,即50公斤的镭或6公斤的钚。而我只有5克。最糟糕的情况也就是我会遭到辐射而已。”

“是不是以后会得癌症?”我问。

他耸耸肩。“是的。”

尽管辐射管理局花了三个礼拜时间才对理查德的邮件作出了回复,但之后便风云突变。几天之后,他们就领着警察包围了理查德的公寓。

“他们让我举着手走出房子,又用盖革计数器对着我一通狂扫,结果毫无异样。之后,他们又检测了整座公寓。最后,他们以触犯辐射安全法的罪名逮捕了我。”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四个月过去了,除了成为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之外,理查德没什么改变。

“我一点也不后悔,”他说,“这次经历太令人激动了。只是以后再也不能这样干了,这让我觉得挺遗憾的。”

我又朝他那装满反射性元素的篮子瞄了一眼。“你还能用这些东西做其他实验吗?”我问。

“当然可以,”他说。“但我不想做。”

“你能做些什么?说说看。”

“我能……”理查德停顿了一会。“铊是一种剧毒的物质。如果你打破这个装有铊的安瓶,它就会开始与氧气发生氧化反应,变成氧化铊。氧化铊同样很毒。只要手指碰到一点,你就会毒发身亡。”

“但你从未顾虑过这些……”

“不,不是这样的,”他说着又停顿了一会。“事实上,我也想过再尝试下,看自己能不能成为一名药剂师。我准备读一些高中课程,然后开始大学深造。”

回到家以后,理查德谈及实验致癌可能性时无所谓i的耸肩举动依然萦绕在我的脑海中。这种事情不止一次地发生在家庭实验者身上。但对他们来说,顿悟和对科学成就的追求变得比自身安全更加重要。例如,2008年4月,巴西有位名叫阿德利尔·德卡里(Adelir de Carli)的神父将1000个派对用的氦气球绑在一张椅子上,从港口城市巴拉那瓜飞上了天。

他的飞行灵感源自一位名叫拉里·沃尔特斯(Larry Walters)的卡车司机。1982年,沃尔特斯将45个气象气球绑在一张椅子上,成功升至5000米的高空,途中还与达美航空和环球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们打了个照面,并最终降落在32公里之外的长滩。“这次经历让我愈想愈觉得兴奋,”沃尔特斯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甚至老了还能不断回味。拥有梦想的人很多,但真正能实践的人则少之又少。”

二十六年之后,德卡里神父也被类似的飞行实验迷得神魂颠倒,传闻他上天之前不仅忘了收看天气预报,甚至连GPS的工作原理都没有研究过。结果,他偏离了既定航线,溺水而亡。

2010年夏,在美国华盛顿州的一个停车场里,有两位赛车手将15升的甲醇倒入一口桶中,然后坐在上面并点燃了引线。他们原本打算来个“御桶飞行”,成功飞越停车场。不料,飞行器直接爆炸,事故导致其中一位名叫崔维斯·瑞赖特(Travis Rilet)的美国斯普林特汽车系列赛(American Sprint Car Series)冠军全身70%烧伤,另一位名叫泰森·佩雷斯(Tyson Perez)澳洲籍车队成员身亡。

而去年十月在北爱尔兰的恩尼斯基林市,一位名叫保罗·莫兰(Paul Moran)的男子在试图将自己的粪便转化为黄金的过程中,不小心将自己所住的公寓楼点着,被判处三个月监禁。着火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把自己屙的“软黄金”放入电炉加热,结果引发火灾。

“这是一个有趣的实验,如果成功的话,足以圆了炼金术士长久以来的夙愿,但它不可能成功,”审判法官如是评价道。

但与帕姆巴吉亚(Pambakian)一家那错得离谱的家庭实验相比,上面所列举的研究手段都不过尔尔。帕姆巴吉亚一家人住在离我家很近的一座小房子里,某一天我在回家途中打算顺道去拜访拜访。快到他们家的时候,我就看到一辆沃尔沃停在车道上。走近一看,车的后备箱里放着一个包,包里装满了医疗用品、绷带、几瓶布拉索磨光剂、几双旧雨靴以及一床羽绒被,摆得乱七八糟的。汽车的后视镜用胶带缠了起来。有些药物如果掌握在一位专业的医学工作者手中,那自然能救人性命,但如果被胡乱施用,那后果必定会很严重。

关于家里所发生的惨剧,伊温妮· 帕姆巴吉亚(Yvonne Pambakian)医生向来只字不提。因此,我通常会选择参加英国医学总会对其展开的听证会,并坐在媒体席旁听帕姆巴吉亚的证词以及当局对她的盘问。

五年前,即2007年的6月20日,帕姆巴吉亚从自己的小屋里打了一个急救电话,原来她二十二岁的妹妹尤兰达·考克斯(Yolanda Cox)因为过敏而陷入休克。随后,赶到现场的护理人员便开始向帕姆巴吉亚询问事情的来龙去脉。

“她哮喘发作,我给她弄了点药,”她告诉对方说。

尤兰达被紧急送往皇家自由医院。在那里,医生亚历山大·麦凯(Alexander Mackay)要求帕姆巴吉亚和她的母亲详细说明她们给尤兰达究竟注射了何种药物。

“她们不肯说,”后来医生告诉验尸官说。“她们叫我不要管太多,那药物安全得很。”言下之意她们似乎是在试图保护自己所开发的某种秘密配方。“没过多久,”麦凯说,“她们又拿来了夹在两个文件夹里的一些纸质档案。”原来,这一家人一直在自家厨房里相互注射一种自我研发的实验性药物,她们给这种药物取名为B71。

尤兰达死于2007年6月27日,即一个礼拜之后。

帕姆巴吉亚在听证会上表示,她和母亲从九十年代中期就开始利用专业知识进行药物实验(她是一位全科医生,母亲则是一位免疫学家),但一直没什么进展。直到有一天,她们终于取得了一点突破。研究过程简单总结起来是这样的:某些糖尿病人会自发产生一种负责耐受胰岛素的抗体,帕姆巴吉亚母女推测,由于胰岛素耐受性存在独特的破坏性,因此如果她们能从病人的自身抗体中找出起作用的多肽,糖尿病就能被治愈。最后,她们找到一种被命名为B71的物质,并着手为其申请专利。虽然获得的只是一点点样品,但她们却宣称这玩意可以包治百病,包括哮喘、糖尿病、牛皮癣、湿疹、老年痴呆、精神分裂、抑郁、帕金森氏症、偏头痛、多发性硬化症、男性早秃、肥胖、炎症性肠病、囊性纤维化、失眠、癌症以及艾滋病。

母女俩想方设法地怂恿一些有钱的荷兰人投资这个项目,并着手在荷兰开展两项临床试验。这一切发生在2005年。两年之后,她们一无所获。整个项目似乎陷入了僵局。

2007年4月的某一天,母女俩收到一份电子邮件,邮件来自一位荷兰赞助商。赞助商在邮件中表示,自己有一位女性朋友名叫卡洛琳,她目前身患癌症。卡洛琳当时三十三岁,是四个孩子的母亲,按照皇家马斯登医院(Royal Marsden hospital)医生的说法,她的生命只剩下三个月时间。“如果这种药物能起到效果,哪怕是一丁点希望……”这位赞助商在邮件中这样写到。

于是,2007年的耶稣受难日,帕姆巴吉亚揣着一小瓶B71,来到卡洛琳的家中。

“你当时想试验自己的理论,”医学总会的检察官斯蒂芬·布拉斯顿(Stephen Brassington)在听证会上表示说。

“我想治好她的病,”帕姆巴吉亚反驳说。

她先是祈祷了一番,然后一口气为卡洛琳注射了6毫克的药物——这一剂量比她们在荷兰做试验时在志愿者身上所注射的剂量要足足高出四倍。所幸的是,卡洛琳活了下来,但最后还是死于癌症。

布拉斯顿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他说,这根本不是科学运作的方式。科学是孜孜不倦地收集数据,小心求证,还要进行严密的临床试验。

“我没有掌握上千人的安全数据,这是事实,”帕姆巴吉亚承认说。“上千”这个字眼是以一种暴躁、愤怒乃至傲慢的口气从她嘴中蹦出来的,仿佛现场的医学总会陪审员们都是一群因循守旧的老古董,他们根本无法理解足以改变医学世界的独特想法。

回到小屋以后,帕姆巴吉亚母女俩决定在自己身上展开试验。当然,她们并不是第一个当自己当成实验小白鼠的胆大医生。几个世纪以来,总有一些勇于献身的科学家在研究淋病和黄热病的过程中刻意让自己也受到感染,成为病人;还有人为了寻找新型麻醉药物,成为吗啡和可卡因的俘虏。在2003年发现胃溃疡是由细菌而非压力所导致的医生就曾为了证实自己的理论,服下了一剂含有细菌的药水。于是,这一对母女将6毫克的高剂量药物混合在一起,注射到自己体内。一同接受注射的还包括帕姆巴吉亚的妹妹尤兰达。很快,尤兰达就出现了不适症状,然后一头栽倒在沙发上。

“当救护人员赶到时,你告诉他们尤兰达只是接受了哮喘治疗,”布拉斯顿说。

“当救护人员赶到时,我们已经来不及坐下来讨论药物的作用机制了,”帕姆巴吉亚回答说。“我只是想让他们把精力集中在如何将管子插到她的肺中。我本该告诉他们一些东西的,也许这样妹妹会有机会活下来。”她停顿了一会。“过敏性休克极其罕见,在英国每年只会出现为数不多的几个病例。可惜当时我没想到这些。也许我应该想到的。”她陷入了短暂的沉默。“现在我满脑子里想的都是这些。甚至吃片止痛药也会想起这些事情。它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她似乎缩成了一团,就像一个正在漏气的气球。

“你当时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力,”检察官说。

“我觉得‘完全’这个字眼有些……”她显得有些惶惶然。

“忽视临床研究正常道德规范的医生会让自己的病人身陷不必要的风险之中,”他说。

“我认为是这样的,”她平静地说道。

“你的行为与一位注册医生应当遵循的标准严重背离,”检察官说。

“是的,”在一阵短暂的沉默过后,帕姆巴吉亚作出了回应。

几天之后,英国医学总会作出了吊销其行医执照的最终判决。听证会结束以后,帕姆巴吉亚失去了自己的医师身份。

就在旁听听证会以及与理查德·汉德尔会面后不久,我收到了一份带有轻微警告口吻的电子邮件,邮件来自简森·鲍比(Jason Bobe),他创办了一个名为DIYbio.org的家庭科学实验者在线社区。之前为了展开部分研究,我曾向他发过邮件。鲍比在邮件中表示,他担心我的文章可能会阻碍家庭研究科学的发展。他觉得我应该和一个名叫维克多·迪博(Victor Deeb)的人交流交流,迪博在自家地下室中进行的实验曾出过让人意想不到的大纰漏,他的故事也许能让我们对家庭研究的看法有所改观。

迪博住在美国马萨诸塞州一个叫马尔堡的小镇上。年届七旬的他已经退休,虽然在美国生活了大半辈子,他的英语还是带着很强的叙利亚口音,特别是当他在电话中被激怒时,口音变得愈发浓重。

2008年的8月5日,一位警察在驾车经过迪博的住处时,“看到有浓烟从楼上房间的空调机里涌出来,于是他便打电话通知了消防部门。”迪博以简短概要的表述介绍了事情的起因,仿佛在他看来,我们的谈话更像是一次化学实验,需要完全的精准。

着火的原因是卧室中的一个插座短路了。消防局赶来扑灭了火灾,不过在看到地下室内的情景之后,他们马上把紧急增援部队叫了过来。

“整个消防局的人都过来了,”迪博说。“还有FBI,甚至CIA都过来了。简直疯狂到了极点。为了防止我从厕所里乱倒东西,他们连下水道都翻了个底朝天。”

最后,他们在地下室里发现了100个装有化学试剂的瓶子。这些化学试剂既不是危险品,也没有毒害性。“我一直在尝试发明一直不含双酚A的饮料罐内衬涂层,”迪博说。

他解释说,双酚A是制作饮料涂层的标准材料,但它能够渗入饮料中,对人类的性激素分泌造成干扰,导致男性出现胸部隆起等女性特征以及女孩过早发育。他表示,2008年的时候,“媒体上关于双酚A副作用的报道并不多见。现在,相关的文章已是随处可见了。这足以证明我淘汰双酚A的想法具有超前性。”他停顿了一会。“我花了大把的时间试着向当局解释我的工作,但他们听不进去。对此一点概念都没有。”

因此,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人将所有的化学物品和试管放在卡车里拖走。“我还有满满一盒子文件、笔记和各种材料,”迪博说。“这是我二十年来的研究成果。他们还雇了两位拥有博士学位的化学家来检查盒子里的资料,以确认地下室里是否有危险物品。一无所获之后,他们就将盒子丢在外面淋雨。我的笔记全部被毁。二十年的辛苦工作以及能够帮助他人的研究成果皆化为乌有。”

“当他们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时,我猜他们会向你道歉,并还你一个说法,“我说。

“恰恰相反!”他说。“因为清空地下室的费用问题,他们现在正在起诉我。”

对于汇集了大多数美国家庭科学实验爱好者的DIYbio论坛来说,最令人愤慨的事情莫过于执法官员帕梅拉·维尔德曼(Pamela Wilderman)在接受本地报纸采访时,对上述决策过程所作出的解释:“我认为迪博先生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越过了底线,”她说。“它有悖于我们认为的常规性家庭职业。“

“请允许我将维尔德曼女士的话翻译成直白的英语,”《家庭化学实验图谱指南》(Illustrated Guide To Home Chemistry Experiments)一书的作者罗伯特·布鲁斯·汤普森(Robert Bruce Thompson)这样写道。“‘迪博先生实际上并没有违反任何我能找到的法律和规章,但我就是不喜欢他的行为,因为我不但愚昧,而且对化学制品怀有不理性的恐惧心理,因此我滥用权力没收了他的个人财产,让他直接罢工。’对于马萨诸塞所发生的这一切,我只能用一个词来作总结,那就是:暴政。”

在我挂断电话以前,维克多·迪博说有些事情想提醒我一下。他说,每个戴维·哈恩和理查德·汉德尔的背后,都有一个斯蒂夫·乔布斯和查尔斯·古德伊尔(Charles Goodyear)。“他们都是从家里开始事业起步的。古德伊尔将硫磺和生橡胶放在厨房中妻子用的炉子里混合,才发明了橡胶的硫化过程。”

迪博最后告诉我,以前每天的例行研究他还会坚持下去。虽然盒子里的资料已经被雨水毁于一旦,但他还会试着回忆起他所记录下的所有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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