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兽家长

“怪兽家长”诞生记
校门是非地
一张学做人的证书
职业这一栏
生在瘟疫蔓延时
钱和快乐中间的等号
没有反应是最普遍的反应
我们都在虐儿
“小事化大”的教育生态
何必赶赢在起跑线

 


“怪兽家长”诞生记

友人告诉我,她们将全家总动员带孩子去上海看世博,我惊叫:“你家儿子才一岁啊!”

“对呀,所以要全家总动员啊!”她的“保姆”人数,包括他们夫妇俩、公公婆婆,外加一名菲佣。

五个大人带一个孩子出游是怎样的盛况?朋友辩解:“我哪里夸张?邻居那位太太七个带一个!”那七个,是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孩子的父母加菲佣。

像古代皇帝出巡,就差一辆马车几头象了。

都说香港孩子被宠坏了,这对孩子来说似乎有点不公平;一个人宠不坏,两个人宠不坏,六七个人一齐宠,坏的几率就会很高。

怪兽家长

有个体育老师告诉我,今天的孩子都不愿意“坐在地上”,球场也好、礼堂也好、户外大草坪也好,你一声令下“原地坐下”,十有八九都没反应,孩子们慢慢腾腾、不情不愿,有的找废纸,有的分纸巾,小心翼翼地垫着屁股,勉勉强强地坐下来,就像屁股沾了狗屎一样,看得出,大家都坐不安乐。

“都是少爷和小公主,当妈的教他们,地上脏,千万坐不得!”老师没好气地说。

类似的状况我也经常领教,问题源于我家养的一只狗。

亲友到访,大狗相迎,今天的孩子鲜见活物,不怕狗的总爱摸完狗头后就挨着狗的身子。旁边的家长,通常第一时间会告诫他们:“哎,摸完一会儿要洗手啊!”

跟动物接触完要洗手固然是应有的清洁态度,但凡事都在第一时间想到“干不干净”这个问题上去,也是香港家长的普遍育儿准则。

摸完一只狗或是一只兔子,父母总是在耳边“洗手、洗手”地呢喃催促,只会混淆孩子的视听:我刚才是不是摸了一堆粪?还是一团细菌?

孩子小的时候,做家长的最关心的是“干不干净”;等孩子长大了,父母的关注便迅速转移到“有什么用”上面去。

参加童子军,有什么用?学跳舞,有没有份去比赛?卖旗,会不会有人给记优点?入校队,升中学时会不会加分?交流团,去完有没有证书拿?回学校做义工,对孩子多少有些好处吧!去内地,不如去日本滑雪吧!放完假回学校也有得讲……画幅画参加比赛,拿到奖找学校就有把握了!学弹琴,起码到时候找不到工作,还可以教琴为生!

每走一步,我们都功利地计算周详。

要抉择,先往自己的“好处”上想;遇到事,却总往别人的“坏处”上看。

“老师,如果教室开冷气,请你记得替我家孩子穿外套,他总是不肯自己穿衣服的。”有位家长向班主任提出要求,那个孩子已经是个三年级的学生了。

“我可以提醒他们穿衣服,但是我不会替他穿的,如果每个家长都这样要求,我们就教不了书了,一堂课四十分钟全用来穿衣服好了。”班主任的态度强硬。

“那我去跟校长说,如果我的孩子不小心得了肺炎什么的,唯你是问!”

家长遇到难题,第一时间不是检讨,而是问责。

为什么孩子跌倒了要归咎于学校的地板,而不是叫孩子以后好好走路呢?

我家二女儿在幼儿园时,曾被同学的腿绊倒,一头栽到了墙角,血流如注地送到急诊室缝了三针,额角从此留了道疤。旁人在第一时间叫我找个律师告学校:“他们没有做好保护措施,墙体没有包软垫,一定告得了,包你有钱赔!”

我莞尔,怪只怪孩子的脚跟没长眼睛,走路莽莽撞撞的。头上留一道疤,对孩子来说既是警示,也是一段温馨的回忆:“那次黄校长送我一包蓝莓馅饼,怕我在急诊室饿了没东西吃。”今时今日,女儿吃过很多不同款式的美味曲奇,但最爱的还是那包在超级市场随手就能买到的蓝莓馅饼。

有两个字叫“舍得”,只有“舍”了,才会“得”。

对于孩子,我们从来都是“舍不得”的,舍不得他们跌倒,舍不得他们受伤,舍不得他们失败,事事为孩子强出头。

在“金钟罩”下,我们圈养出了一个个没痂没疤的完璧孩子,也孕育出了一群群张牙舞爪的“怪兽家长”。

 


校门是非地

如果不是孩子要求,如果不是想在第一时间听她们报告每日故事,如果不是可以趁机找老师了解一下女儿在校的情况,我是绝对不愿到学校门口等放学的。

校门前是一个是非地,一切流言蜚语都在那里展开、蔓延或者误传。等待的十来分钟不是重点,互相打探成绩才是关键。

“你女儿这次考了第几?”

“第十二名。”

“不是吧?你没有同她温习吗?你怎么做人家妈妈的……”

“你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不多下点工夫在女儿身上呢?”

“快乐就够了。”

“你不想她多读点书吗?”

“书不是这么读的呀……”

“都不知道你怎么做人家妈妈的。”

“你女儿的班主任是谁啊?”

“X老师。”

“哇,那个老师不好!”

“不是呀,她教得好,又喜欢我女儿……”

“所以说她不好啦,那个老师就喜欢会拍马屁的人……”

“你女儿星期六有没有学剑桥英语?”

“没有。”

“语法班呢?”

“没有。”

“奥数?”

“都没有。”

“那她都学什么了?”

“什么都没有学啊。”

“啊?那星期六她做什么啊?”

“玩。”

“玩一天?”

“不是,是两天,玩到星期日。”

“……你怎么做人家妈妈的!”

在校门前等放学,听得最多的就是这句评语:“你怎么做人家妈妈的”。别人未必有心揶揄,倒是心直口快地恨铁不成钢。听得多了有时也会让我信心动摇,尤其那天女儿放学时告诉我她的一点感慨:

“妈妈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

“为什么?”

“因为我所有的同学做不完功课一定会被妈妈闹,但我做不完功课,你就没什么反应。”

“……”

做妈妈的,真该好好地反省一下了。

 


一张学做人的证书

认识一个办音乐学校的人,谈到满街的琴行画室,她的感慨良多。

她说,“非典”之后有个新现象,由于“非典”时期铺位出租的价格都便宜得很,许多读完音乐或艺术专业毕业出来的年轻人,几个人集一点资就可创业。于是“非典”以后,琴行如雨后春笋般开满大街小巷。

在生育率没有增多的情况下,“赚家长的钱”虽是一门大财路,但人人都往这条快捷方式里钻,哪怕像朋友办了十几年音乐教育的“大琴行”,也愈来愈难做。

“生意难做,人难教!”她如是说。

以前学音乐的,非万分热爱,非潜能无限,不会来学,因为所需花费实在不菲。

今日的孩子,学琴几乎成了必要的技能,不管有没有天赋或兴趣,都要学一回,于是水平参差,对追寻探索音乐的热衷度亦相应减低。

“好多孩子都是被逼来学琴的,大家都在蹉跎时间。不过,说到孩子难教,其实还不如家长难缠。”

无论是跟正统学校还是跟非正式兴趣班的老师提起,他们都一致认为,当今最难教的,是家长,不是学生。

今日的家长,都识字,甚至有高学历、好学识,他们会要求,更会投诉。道理永远在他们那一边;付了钱,就要全世界迁就。

朋友打了个比方:“我强调上课一定要带琴谱,讲了许多次,仍有人当耳边风,于是我规定,以后没带琴谱的不用上课,我会立刻赶他走。那些不带琴谱的学生继续如是,我唯有信守诺言,把他赶走。谁知道学生家长却跑来理论、投诉、大发脾气:‘我付足了学费,你有什么权力赶我的孩子走?’其实,那些父母应该多谢我才对,我们教琴之外也帮你教孩子啊,可惜他们都不领情。”

朋友说,还有那些由菲佣带着来的孩子,父母从来都是“不见踪影”,小孩要么就是顽劣不堪,要么就是什么都不会做,连最基本的自我照顾能力都没有。

这一代的孩子,懂得的技能很多,琴、棋、书、画、跆拳道、游泳……样样皆能却未必样样精。一屋子证书,却没有一张是学做人的。

家长爱护子女心切,简直把正常孩子当残障孩子般供养。在街上碰见过太多“超龄儿童”还坐婴儿车、跟爸妈差不多高却要母亲追着抹汗的惨不忍睹的个案。

稚子无知,怪不得孩子,纵容娇惯子女的父母,才是祸首。

 


职业这一栏

生活中总会碰上写下个人资料的经历,其中一栏常叫我困惑,就是“职业”。

人家问我是干什么的,我的本能答案是“家庭主妇”;说真的,我也不算是全职主妇,生命中起码有一半时间拿来写专栏、写书、教书。

于是,看场合,多是主妇不宜出席或不该出席的场合,如公关性质的聚餐,我会被介绍为“freelance writer”(自由撰稿人),或者是更堂皇的“作家”。

倒是女儿爱把我的身份写成“老师”,因为在浸会大学兼职教书的缘故,每星期虽然只上一天课,但每次都是送完她们上学便接着去上课,下了课吃顿午饭,刚好又到时间接孩子放学,晚上她们缠着我玩时,我也总会敷衍“在备课呀、要改功课呀……”于是,孩子都认为我这个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的人是个老师。

老师交待功课要填父母的职业,她们都坚持写“教师”,我笑着说:“为什么不写作家呀?”孩子的响应可真现实:“坐在家里写东西算不上工作,要上班的才算是……”

我的生活是有一天没一天地写作,有时接了些文字的工作,夜以继日、马不停蹄地写,有时交齐了稿子,就又可以偷懒休息几天。原来这些在女儿眼中都不算工作,“穿条短裤拿杯咖啡对着计算机边讲电话边打字,这算是上班吗?”女儿说。

更烦人的是爸爸的职业。

从幼儿园到大女儿今年升入六年级,这么多年来翻阅孩子的学生手册,发觉爸爸的职业一栏年年在变。

他一直是个电影编剧,我每次填表都如实照书,丈夫却说“编剧”的头衔跟“作家”一样虚无,容易让人产生“收入不稳定”的感觉,于是,那年他在电视台做短期合约的创作总监,那年手册的职业一栏就改成了“创作总监”;那年他监制了一部电影,于是职业就成了“电影监制”;后来他一直在电台播音,他的职业就又变成了“电台节目主持”;近年来又主力教学,女儿理所当然地又把爸爸当作“教师”。

他拥有一间一个人的制作公司,于是打趣说:“不如以后写总经理、董事长或者CEO啦!”

一个虚衔,说到底,大家还是在意的,尤其在孩子面前,总希望父母的职业不会让孩子太丢人。

这天女儿回来告诉我:“XX 真幸福,她妈妈是在Spaghetti House(意粉屋)做服务员的!”

“是吗?”

“是呀,所以XX可以经常去Spaghetti House,有折扣,她还说下次带我去呢……”

忽然惊觉,一切虚名在意的只是我们自己,孩子是天真的,眼里从来就没有贫富高下。

 


生在瘟疫蔓延时

“非典”过了七八年,有很多故事如过眼烟云,已成为历史。

开始有人为“非典”写东西,回忆的、跟进的、继续控诉的……但其实,有一撮人跟“非典”擦身而过,虽说跟瘟疫没有直接的瓜葛,也从没被提起、发现、关注过,但问题却在六年后静静浮现。在这里,我称之为“非典”的一代。

这群孩子,不约而同地生于2003年,瘟疫临城的这一年。

在极度恐慌之下照顾初生儿,孕妇、产妇、新手、老手,一律成了惊弓之鸟,匿藏家中,哪里都不去,什么都不碰。

朋友的儿子就是在这种过分保护的环境下出生的,沙滩没去过,到公园能免则免,没消过毒的东西不能碰……于是,孩子对世界的感觉近乎于零。

磕磕绊绊的学步日子里不易察觉出任何端倪,随着年纪渐长,问题就立即显现。

不会走平衡木,不能攀爬,荡不了秋千……父母一直认为是娇生惯养下的相关行为而已,直至幼儿园老师提议他们带孩子看医生,才惊觉儿子患上了“感觉统合失调症”,是中枢神经系统的障碍。

这一类孩子的肌肉张力较低、容易疲倦、坐着的时候喜欢用手托住头、走路经常摔倒、握笔方法不良、写字慢、四肢操作协调皆不灵活。由于眼球追视的能力较弱,他们在阅读时会串行,抄写时也会漏字。也是因为感觉统合能力差,这些孩子在发音、认识词汇、语言逻辑的学习上亦有很大的困难。

因为及早发现,朋友的孩子在一连串的训练和物理治疗下,终于安然成长。倒是在治疗的过程中,朋友跟主治医生聊起,才发现原来“非典”这年出生的孩子,有很多都患此症,或者有不同程度的行为病。

瘟疫时期对初生婴孩的过度保护,竟诱发出另一种“行为瘟疫”来,这该是大家在喷洒一比九十九的消毒药水时也始料不及的。

 


钱和快乐中间的等号

学佛的M君在世道中忙碌奔波多年以后,忽然像得到了感召一样,丢下了优渥的差事,跑到非洲孤儿院做了义工。

累了就歇,饿了就吃,一个事事便利的都市人来到非洲的不毛之地,天天只吃玉米粉做的浆糊,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M用了一个故事将生命的意义言明:

有一天,我跟孤儿院的司机K说:“带我到你家看看好吗?”

K兴高采烈:“好呀,走吧!”

开了几小时的车,终于来到了K的家,他家门前有顷田地,可以种菜种玉米。

“种两个月,就够一家人全年的粮食了!”K介绍说。

“既然有块地,为什么不都用了它呢?两个月够种一家吃的,其他十个月种的粮食可以拿去卖啊……”M提议。

“卖了做什么?”K天真地问。

“赚钱啊!”

“赚钱做什么?”

“买东西啊……”

“买东西做什么?”

“得到快乐啊!”

“我现在就很快乐呀!”

M彻底领悟了:在我们的概念里,钱和快乐中间一直是个等号。

台湾有个大和尚慧礼法师说的故事:有一次他在刚果的朋友家开完会,出来时看到门外等了一大群孩子,法师便走进屋里拿了包饼干,一人一块地派发给孩子们,每只小手紧握着一块饼干,孩子们欢天喜地地散开去。

法师心想:我们吃块饼干不算什么,但是掉了一块饼干屑,对蚂蚁来说却是天大的福德因缘。

十九年前,慧礼法师开始到非洲五十多个国家开展慈善救援和弘扬佛法,他自诩是苏武牧羊,是正宗黑奴(黑人的奴隶),如他所言,他是去“撒饼干屑”。

他创立的“阿弥陀佛关怀中心”,为非洲因艾滋病失去至亲的孤儿提供服务,至今已认养近三千名孤儿。

“在非洲,能把肚皮撑得胀饱饱的,就是最大的幸福。”大和尚说。

我们所谓的幸福,女的是嫁个有钱人,男的是赚够一千万,肚皮隆起,千万不要!然而地球的另一面,何止生活,连价值观都与我们迥异。

 


没有反应是最普遍的反应

女儿有个做空姐的Q表姐,十分爱搞笑,伶牙俐齿,懂得逗人,喜欢购物、逛街、吃东西,也喜欢上网打游戏和看书。除了最后一项,她跟一般的香港女孩没什么分别。

爱看砖头般厚的英文小说,源于她小时候的阅读训练。

Q表姐小学三年级时就举家移民澳洲,自此,没再做过功课,反而每天看一本书。

她爸爸说,澳洲教育局规定,小学生每天不能做多于十五分钟的功课。对,是十五分钟,香港家长绝对觉得不可思议。

没功课不等于荒废学业,老师规定孩子每天回家要看一本书,翌日返校再逐一跟同学们介绍,Q表姐的老爸说:“这家伙没那么用功的,就是喜欢看书,看得快,结果就是那张嘴厉害……”

每天回校做一次演讲或者讲一场“栋笃笑”(脱口秀),练就出了一张所向披靡的利嘴。

香港教育反而最缺乏这种特训,“没反应”倒成了学生最普遍的表现。丈夫经常外出演讲,除非讲笑话,否则响应少之又少,甚至连最简单的一问:“你叫什么名字”,居然也换来对方左闪右避不回答。

早前读报看到迪士尼森林河流之旅的船长分析各地客人的特征,原来最难逗笑的是香港人。船长拿着话筒坐在船头讲历险故事,一船人望着你,到处是一张张没表情、没反应的脸。

看美国的“大卫牙擦骚”(David Letterman Show),主持人走出来,抽起裤管被观众看到穿了对鸳鸯袜,现场观众已笑到人仰马翻。大家也勇于在镜头前发表意见,滔滔不绝,半点窘态都没有。

倒是香港人,你向他举话筒或举摄像机,十居其九抱头逃窜。

我们不习惯公开表达自己,源于只能乖乖地听却没得讲的少年时代。人不可能一步登天,怨香港无辩才之前,问题又回到教育的头上来。

 


我们都在虐儿

有好些专题,报章杂志每年九月一日开学时都会写一次,新闻版做完,教育版又有问卷调查,年年讲,年年解决不了,年年话题继续。

书包太重,就是其中一个热门的开学故事,记者一窝蜂地帮学子称完书包,工作完成;家长哀叹孩子一天比一天弯的腰骨,故事继续……

我向来抗拒那些手拉买菜车的人:无论你穿得多时尚,一辆这样的小车,就如同刺青一样,在你的额角刺上“师奶”或者“老太婆”的名号。

可是最近我终于就范了,为了背上那三十磅的“石头”,我决定买辆手拉车,减轻肩上的重担。

三个孩子三个大背包,最高纪录重达三十磅,背脊一个,左肩一个,右肩一个,每次上学放学都觉得自己是棵圣诞树,红红绿绿挂满一身。

许多人都说书包应该由孩子自己背,这是锻炼,也是责任。

说这些的人大概都没有孩子,或者孩子不是生长于这个年代的。

一个四五十磅发育中的小孩,要背着十磅重的书包走几十分钟的路,作为父母,很难忍心把书包交给他们全权负责。

负重是体重的的四分之一,腰板还嫩的大女儿已经习惯成自然,走路前倾,有点含胸。

直到今天我仍不明白,为什么孩子的书包可以那么重?每天整理书包,带备所需的物品,没有多余的东西,书包仍是如石头一般沉重。

归根究底,还是教科书的问题。

一本数学书,16开、厚粉纸、页页彩图,这样的设计,书不可能轻便。

七八本这样的精装书加在一起,再有一些必备的作业和补充练习、美术劳动课用的颜色笔,还要带课外阅读的图书、一瓶装得满满的水、一件空调外套,有些孩子还要带饭……这样的重担,让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子怎么扛?

香港有一项严格的虐儿罪,打打手板几乎也要被拉去坐牢。我很奇怪,要小孩背这么不符合比例、有违天理的重书包,为什么又不算作虐儿呢?

当然,一天八九个钟头的上学时间,回来后还有两三个小时的功课与温习,即每天超过十小时的学习、学习、再学习,又还不是一种精神虐待的虐儿行为?!

 


“小事化大”的教育生态

教师跳楼轻生事件,社会反响各有不同,视乎你站在哪个立场来看待事物。

做校长的朋友慨叹:“今日校长不易做,管理学校之外,还要‘照顾’老师、‘哄着’学生、‘膜拜’家长,跳楼的那个应该是我们才对!”

做老师的申冤:“教与学已成为了买卖关系,教学成果被量化为奖金,迟早再有第二个、第三个老师被逼疯!”

做家长的投诉:“怎么学校找个精神病来教书……”

在这样的教育制度下,大家其实多少都有点精神病,孩子早给逼疯了,你看跳楼跳得最多就是“学生”这个族群。

家长也好不了多少,为选校带着女儿跳楼的之前已有一宗,天天在家因为学业而发生的大大小小的失常事件更是不计其数。一翻开作业本、成绩表,父母多少会变得抓狂,潜藏在体内的躁狂基因在你我变成家长后就会逐一爆发。

在这场教育厮杀中,教师的角色是个高压锅,天天在学校上演“高温煮蛙”,看哪一天哪个人顶不住火热了,轰然一爆,粉身碎骨。

一直以为学校是社会上最平静、最与世无争的地方,童言童语,是天籁,童真满目,是乐土。以前我认识一位老师,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小龙女”,世事纷乱都扰不了她,大半辈子活在纯真世界里,作育英才,然后,在下半生的圣诞新年或者周末长假,总有络绎不绝前来造访的桃李,见证其教育成果。

“教书,是先苦后甜,而且甜到不行。”她常这样说。

幸好,“小龙女”早生了几年,否则她尝到的只会是先苦后更苦。

今日的学校已经成了“斗兽场”,尔虞我诈、你死我活,遇上问题,从前我们学习将大事化小,今日却通通要将小事化大。

有一次到幼儿园接孩子放学,老师煞有介事地对我说:“今天你女儿在学校里被蚊子在大腿上叮了两口,我不知道她是否有药物过敏,不敢乱涂药膏,所以被叮处仍有点红肿。至于手上这片蚊肿,她今天早上来校时就有了,应该不是在学校被叮的……”我惊讶,老师在教学以外,原来还要替每个孩子看守每一寸肌肤。

少教几课书,从前是老师的自主权,今日却要化成千张通告,昭告天下,还要家长签字,避免一切无谓的投诉。

有位校长告诉我,曾经有个孩子因为测验不合格被罚留堂,父母竟然投诉到教育局:“学校禁锢我的儿子!”

小事化大,原来是今日教育生态里必须懂得的生存手段。

 


何必赶赢在起跑线

教育政策摇风摆柳已是不争的事实,亏得官员还能在众多用过的烂词里找出“微调”这个新词来。

无论怎样细微,“微调”也是“调”,既然有所调整,就难免有所影响。

以为在字眼上可以避重就轻,说穿了还不是简单一句“取消中中、英中名义上的标签”。以为“微调”两个字可以让社会减少震荡,证明看官们的脑汁尽数都花在了如何欺骗市民、蒙骗传媒这旁枝上去了。

香港的教育“病了”,而且是“病入膏肓”。

官员顾的尽是政府形象,学校怕关门、老师怕丢饭碗、家长怕孩子输给别人……一个理所当的循环,孩子当然最怕教育。

这个城市几乎没有一个孩子是爱上学的,随便做个问卷调查,我相信香港学童不愿上学的比例绝对有百分之百。

一个聚满同龄孩子,又能一起吸收知识、共同成长的地方,本该是个天堂,可惜大家都将之铸炼成坑儒的地狱。

看过几本关于芬兰教育的书,听说政府高官也到那里取过经,可惜,别说凤毛麟角,我认为香港连人家的半点皮毛都没学到。我们的政府既然没有大刀阔斧改革的勇气,根本就无须枉费公款四处观摩,然后仍无济于事。

芬兰小国寡民,位处极地,教育却办得表现杰出。那里是全球学生成绩落差最小的地方,仅百分之四点七,抛离英(百分之二十三点五)、美(百分之二十九点一)等大国很远很远。

落差小不等于水平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为全球十五岁的中学生评级,芬兰孩子的整体表现竟是世界第一。

成功当然并非一朝一夕的事,芬兰也曾经历过痛苦漫长的改革过程。教育方针多次转型、教改,不断错误、不断修正,才得到今天的盛世景象。我们不按着灵丹妙方照单拿药,却踏着错误的足印愈走愈远,不单是大错特错,更是愚不可及。

在孩子眼中,因为圣诞老人,他们认识了芬兰;大人知道这个苦寒的北极圈国家,大部分都是因为手上的那部Nokia。

从错误中走出血路来,芬兰人摸索了一条成功的真理:不求快,不急于立竿见影,一步一步踏实地走,像在雪地上缓行,一步一个脚印,跑不了,慌不得。

那里没有人要赶着赢在起跑线上,但终点上的胜利已是成功的最好明证。极地小国究竟如何尽输在起跑线,却全赢在冲刺红绳上?个中奥妙,容我慢慢道来。

香港的教育有个特质:快、多、早。书教得很快,功课练习得很多,上学的年岁很早。培育出来的人,不见得特别聪明,倒是特别不快乐。

在教育成就非常杰出的芬兰,我们却看到许多跟香港大相径庭甚至南辕北辙的教育特点:

* 全球上课的时间最少

* 课后复习的时间最少

* 没有家庭作业,有的只是半小时的课外阅读

* 暑假最长,中小学两个半月至三个月,大学四个月

* 孩子满七岁才入学,不要赢在起跑线上

* 没有资优班,人人平等,不让任何一个人落后,不放弃每一个孩子

* 学校没有校服、没有督学、不标榜精英,学校不做排名

* 考试次数很少,老师不作在职考核

* 免学费、免费加热午餐、偏远学生还可以免费搭出租车上下学

* 没有课外补习班

* 课程没硬性规定,纯为孩子度身订做,教师对教授的内容有绝对自由的选择权

* 没有尖子班,只有引导班(即辅导班)

* 中小学生下课后很少待在教室里,即使天寒地冻,下课也要全副武装到教室外玩,或者进行户外活动

* 没有固定上、下课的时间

* 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孩子终身学习的能力

* 重视过程多于结果

* 没有城乡差距,重视弱势学生

* 重视移民孩子的教育,降低移民与主流社会的疏离感

* 教师地位崇高,专业足以与律师、医生相提并论。有调查结果显示,教师是芬兰中学生心目中的第一志愿

芬兰的教育特点还有很多,不能尽录。只是在简单窥探以后,再看看其斐然的成就,是否隐约觉得,我们正走进一条背道而驰的死胡同?

芬兰的教育已经建构成一个Nokia之外的新品牌,全世界都来取经,英国、美国、澳洲、日本、中国台湾、丹麦、德国、挪威、瑞典……应接不暇的教育考察团,一场又一场的国际教育研讨会,今日“芬兰教育”这个响亮的品牌,原来始于四十年前一次决定性的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

那回改革的重点就是一切回归,以人为本。

教育本是一场马拉松,不急于争胜在起跑线,才有机会拿下最后的胜利。

成功的芬兰教改之路正好是一面宝贵的镜子,拿它照出冤枉路,才是走向教育理想的最佳、最快捷方式。

 


怪兽家长
作者:屈颖妍 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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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坐水月红尘,戏说梦中禅话,随缘供养佛法,南无阿弥陀佛!